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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又一年过去，这一年中母亲仍在为我的婚姻着急，到处央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一方面不敢信任他们的介绍，他们看中的人，怎会合我的意？我也不愿四处张扬惹人褒贬。另一方面想到自己年龄不可饶人地增大，既然不想打一辈子光棍，能早点了却这椿心事，也省得分散我的精力，说不定好的婚姻还能帮助我更加努力，因此我也不大阻拦他们。
可是有一次，母亲介绍了一个仅小学程度，又没有工作，而对方还要嫌我近视，嫌我工资低。我感到受极大的侮辱，难道我是个没人要的东西。母亲简直把我当成销不出去的处理品，硬要塞给人家。人家是越发怀疑的。
1965年秋的一天，母亲又写信叫我回来，说有事商量，我猜到八、九分。到家时，母亲又不说什么，直到我要出去，才把我叫住，拿出一张女人的照片，说是初中毕业，在工厂当临时工。我看照片里的人不怎么样，也就不放在心上。母亲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把照片还给母亲就走了。回来时母亲却告诉我，晚上到表姑家跟照片上的女人相亲。我感到为难，不知对方啥样人，甚至不知她叫什么，怎么好随便去“见面”。不够形势已迫使我只能听母亲的安排了。
见面就见面，我不以为然，已经有点习惯，不再对镜照看仪表，也不感到紧张，还故意过了约定时间才从家里出发。到了表姑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位陌生女子含笑着从凳子上站起来。我也不打话，就在表姑为我搬来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眼睛瞧着地面，象在想心事。我看她的脸比照片好看些，可惜胖了点，不是理想中的苗条姑娘，不能一见钟情。我从容坐着，屋里还有母亲，表姑和媒人。媒人一再提醒我跟她谈话。我不知从何说起，还是老办法，建议今后通信联系，当着别人的面是谈不出什么的，信里却可以冷静思考该说些什么，也可以从信中看出她的才智，了解她对生活，对爱情婚姻的看法。我写了一张学校通信地址给她。她也十分乐意地写一张给我。
媒人提议我到女方家里走一趟，说是认识一下路，以后好去找她。母亲说这样好，先交朋友吧！可到了她家，一时投到我身上来的目光，有探索，有揣摩，有审视，也有好奇看热闹，一些人在房门口跑来走去，探个头又不想进来，嘁嘁喳喳议论着，好不尴尬。媒人不知跑到哪里去，让我一人傻坐着，象尊模特，让她们一一来参观。接着又要到我家来，一群人拥着她，浩浩荡荡地陪着，却叫我跟她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尽让她们搬过来，弄过去地叫一帮亲友来品头论足。想不到我这个爱情上的幻想家，竟落到这地步。最后媒人拿出两张电影票，让我们俩一块去电影院，这是当年最流行的约会行式，在那里既可挨得很近，又不被人猜疑，可谓最佳的谈情说爱场所。
电影是好看的，革命者在斗争中牺牲了，坏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这跟以往的公式不一样。我看着看着，竟把身边的她给忘了。直到电影结束，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她也够可以的，始终不敢先开口。我打算电影结束后邀她去散步，那时也许可以谈一谈。不料，我刚走出影院就遇见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只好装着毫无牵挂地跟他谈了一阵，却把她给丢了。等到我回头去找，她已经不见了。
回到家里，母亲焦急地等着，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可是当我再拿起那张照片来看，已经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象看电影明星的照片那样，感到抽象和遥远。
第二天回到学校我就赶快给她写信。可是等了一个多星期，她才回信来，却是委婉谢绝，说她程度低，配不上我。我猜想一定是那天怠慢了她的缘故，但也不想解释，只怪多此一举。想到过去的包办婚姻多少有点好处，可以使男女双方省掉许多烦恼，无需承担求爱的焦虑和失恋的痛苦，光是等候对方来信就是一件急死人的事，何况还是失望的信息。
然而却真有这种包办婚姻。不久母亲又给我介绍一个，也是初中毕业生，在化工厂做工。对方的母亲十分“爽快”地说：“你们的人我没有意见，我的女儿也最听我的话，同意就下聘礼订亲，用不着让他们见面，通信什么的。”这实在又可笑得很，我当然不能同意。
就这样，婚姻问题成了我当时精神上沉重的包袱。这种负担不是我个人的迫切要求，而是别人造成的。邻居中比我年轻的小伙子都已结婚，当了“爸爸”。许多人以奇异的眼神看我，好象过了大家认定该结婚的年龄，就成了没人要的光棍。有些人开始议论我找不到配偶是因为怎么样了。我也总觉得有尖嘴巴的女人，在我背后指点着，吃吃地发笑。我个人倒无所谓，这种“本事”吓不倒我的自尊，可母亲整天为我的婚事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才叫人受不了。
祖父也着急了，他召集全家人来讨论我这个长房长孙的婚姻问题。大家都说问了几家，不是嫌我工资少，就是做父母的同意，女儿却看不上。最后祖父提到他一位朋友的小女儿，这人我认识，有点印象，但没有一丝爱慕之情。我讨厌她过分追求时髦，显得华而不实。母亲曾对我说过一次，我不置可否，大概母亲也觉得不合适，就没有再问。祖父又重提她，可能是无中推有。听说她能言会道，待人乖巧，这一点在当时是比“温柔贤慧”的姑娘更有生命力。我有点心动，含糊地应着，要是祖父再重复问一句：“你考虑好了！”可能我就要反悔。
经由祖父亲自辑合，我们很快就联系上。起初她要我说明在学校“大鸣大放”和被开除团籍的原因，还要我拿出已恢复团籍的证明。一时让我感到恋爱婚姻也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感情是第二等的东西。我十分恼火，又一想，自己不也在打听她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吗？也就无可奈何，说不定还得佩服她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我甚至感到在政治上她比我成熟，比我“红”。
她给我寄来的第一封信就热情得可怕。我曾经兴奋得睡不着觉，她如此坦率和多情，我不知该怎样应答，要知道彼此间还没有一点爱情基础。但是随着书信的不断往来，我心里逐渐燃起爱情的火焰，对她的思恋在逐日增长，希望天天能收到她的来信，心里已是全然被爱情所占据。只是我对她还有点担心，她的虚荣心太强，她嘴角边那几条泼辣的皱纹令我心寒，她会不会为几分钱跟别人吵起来？她会不会对我永远忠贞？
一段时间她不给我来信了，让我感到心烦、焦虑。我一连去了几封信，她才回复，却半真半假地写着：“你是个有理想的青年，我怕配不上你，将来要贻误你的前程，你还是另寻佳人吧！”我立即回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她来信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爱你，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真挚的，将来就是海枯石烂也不变心。”我一方面安下心来，一方面感到疑惑，我看不出她前后两次变化的真正原因，倒好象在讨价还价作买卖。
这以后的来信，她尽在数苦，数生活上的困苦，没有钱订报呀！连寄信的邮资还是朋友送的呀！等等。我就寄了一点钱去。她回信却说不稀罕金钱，说曾有一位华侨子弟追求过她，答应给她几千元存款，她都拒绝了。真是的，我感到一种虚伪和欺骗的存在，但是我仍然想用真诚去打动她。
想不到她的来信却变得如同外交文件那样堂皇、枯燥，没有一点爱情的味道。我热烈的心被冷却下去，不得不坦白告诉，对我来说，恋爱并非终身事业，爱情必须双方真诚对待，共同呵护。我同时希望爱情能帮助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仅在敷衍和出于不得已，请尽早说出。
她回信把我大骂一顿，什么“背信弃义”，“玩弄女性”，只要她想得出都用上了。最后竟得意地写着：“告诉你吧！组织部的王干事早就在追求我，是我一直不肯答应，现在我终于可以下决心了，到时请你再来喝我们的喜酒吧！”
我气得浑身发抖，知道自己上当受骗，真正被玩弄了。这也许是她设计的圈套，也许是她相好出的计媒。其实你同一个人合谋干了坏事，他不认为你是他的知己，反而觉得你不外也是如此。她在政治上有相当的野心，我是早就看出，尤其经过“社教”运动，她更渴望有一个政治上走“红”的人当她的后台，她始终想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点我无法满足她。她又以为女人要被男人死不放心地追求，才显出她的高贵。我认为爱情不是游戏，用不着说一些蛊惑人心的话；也不是一场战斗，必须讲究战略战术。爱情应是一首优美动听的交响曲，需要双方真诚、和谐地来共同演奏。几个月来我辛勤浇灌，满以为到秋来可以获得丰硕的成果。她却擅自把盛开的花朵踏成烂泥，把一幅绚丽的图画撕成碎片。我不知道她这样做的心情是怎样，我还象当初忠于自己的诺言，忠于自己的天性。我不曾有过使别人痛苦的想法，却不料得到别人施加给我的不幸。泰戈尔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而说她欺骗了我们。”我在一次次对生活的探索中懂得它的真理。
我的心受了伤害，本想进行反击。如果我不悲伤，那将损害我的人格，暴露几个月来我对爱情的虚伪。但是我不至于过分悲哀，我终究不是一个傻瓜的痴男人，即令我的悲哀，也不单单是为了她，她不过是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我悲哀的是导至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象原谅一个无知的孩子，不愿再去想她。“只管走过去，不必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还是泰戈尔说得对。
在回忆录中我尽量写出当时的心情，并不代表现在的看法。恋爱婚姻是一生中的大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追求，这是无法勉强的。必须慎重考虑，也要大胆进取。那些不成功的婚事，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说双方都有责任，完全归咎于一方并不公平。
十三、一束不象爱情的书信
我有对象了，是钊人介绍的。
1966年3月，钊人到学校看望我，言谈中提到我的婚姻问题。他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忽然他想起他一位亲戚有个女儿，尚待字闺中，并说是不错的一位，问我意见如何。我坦白告诉：“试试看，不知道人家要不要。”钊人却越谈越起劲，一再说准叫我满意，并很有把握地表示：“包在我身上。”
钊人回去不久，果然给我来信，说事情已有端倪，对方愿意交朋友，叫我按他提供的地址先给她写信。
也许是前世有缘，从此书信象雪片般飞来往去，又经过几次会面，两根孤单的弦，终于和鸣了。钊人的话不错，他了解我，也了解她，由他当“介绍人”，所持标准和母亲他们的就不一样，这首先是事情成功的关键。
我和美娟的结合，除了感谢这位“红娘”，还要感谢那些书信，是它们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对此我特别怀念，至今保存完好，用红线扎成一束，永不分散。我们有个约定，在共同生活中，如果因对方引起不愉快的时候，就去看看那些书信。重温旧情，可以使怨气烟消云散，使委屈舒畅。我们从来不幻想要过一辈子“和平”生活。
那些信件本身极为平常，不是哥呀妹呀一类的情书，倒成了我们交换对生活的感受，对社会人生看法的场所，可以看出我那时的生活片断和思想理念。我选取几封给美娟的信，作为对当年的一点回忆，不单纯是为了爱情。信首的称呼，信尾的祝愿、署名、日期、全都略去，代之以序号来表明信的先后。
（1）
第一封信不知该从何说起，倒不是为派词遣字的反复推敲，社会上的恶习和可怕的议论，往往束缚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男女间的往来，动辄有“某某追求某某”的嫌疑，似乎那是不道德的。生活中的朋友，习惯以同性为自然现象，只要有异性在内，就难免生出许多非议来。我希望你不会带着世俗的枷锁理解我这封信的动机。
生活的隔离，工作环境的不同，唯一能使人们相互了解，沟通情感的也只有书信了。写信原不是一件难事，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也许开头会有顾虑，要想一想，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有的就故意杜撰“优美词句”，尽说动听的话，却忘了写信的真正目的。我希望自己“原来怎样就怎样，信不信全由你”，就不加思索了。
我的情况，钊人大概都已告诉你，就不再重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话是一定会多起来，自然起来的。
（2）
来信收到，还是你爽快得多，一封信竟让我感到有点老朋友的味道，我的担心已是多余的。你如此坦率介绍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毫不掩饰谈出你的个性和爱好，可见你对人的信任是在我之上。
过去家里教给我的是一套老实做人的哲学，对社会上的种种欺诈一无所知。上学时又因为成绩不错，一心一意想考大学，实现自己的抱负，却跟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一到走进社会，那里已是另一种考试办法，评定的不是及格或不及格，而是一个人的幸运或倒霉。我的理想接二连三地破灭，冷酷的现实迫使我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挫败了我满有把握实现的计划。社会不象学校那样单纯，凶狠的人会显露一两件美德来迷惑人，正直的人也会被迫做出违心的事。钊人有过痛苦的教训，在一次政治运动中，他的一位朋友在别人的“启发”下，为了表示“忠诚和觉悟”，竟将他俩在一起交谈过的涉及政治的言论告发出来，想请领导也帮助钊人“提高认识”。钊人并不知道朋友这种近于告密的举动。当领导要他“交代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当然不把那些话当作问题向组织交代。其实朋友在一起谈心，自然无所不至，也极少考虑后果，彼此交换一点对社会对现实的看法，也都在疑惑之中，是不能代表一个人公开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由于这位朋友的糊涂，造成钊人的不幸，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从此钊人变得世故持重，不敢随意跟别人谈论政事了。
就这样把原来就不平坦的路，搞得更为险恶。一个人不能直接了当为人类造福，却要处处提心吊胆，防范他人的暗算，见人先上下审视一番，看看对方的来历；谈话先诺诺应答几声，猜猜他的用意，而后选择可以说的话，即使违背本意也一点不脸红。过去说：“逢人只讲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我曾经表示反对，如今也只能在心里蔑视，现实中它并非全无道理。还有一种人从政治斗争中学来一套本领，毫不分辨地就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连自己的亲戚朋友也不例外，学会了昆虫般的“变色”和“拟态”。褐色的蝗虫尽管不美，在枯草中它是最幸运的。这种人的生命力特强，适应性最大，因此学习和模仿的人反而多起来，路子也就更难走。有时你试探着要跟别人讲一句知心话，他却从现实斗争中学会了“防你三分”，不敢响应你的热情。你讨个无趣，也警惕起来。当他悟到你是出于至诚，恐怕你却开始怀疑了。
人们喜欢说：“生活就象大海洋”，这是指它的广阔和丰富，也说明可能遇到风浪险阻，指的是大自然的考验，这倒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生活中还有魍魉魑魅的黑暗东西，比大自然更令人捉摸不透，如一堆尚未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