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陈清山和吴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招兵时，他们刚好十七岁。
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他们是少年。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轻松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放的怯意，那种你逼极了会忍不住哭出声来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时有一种轻狂和大胆，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上山下海、闯荡世界，独自开出一条路来的轻狂和大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像希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
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一种现实的观察能力突然涌现，他发现，父亲背负重物时显得那样无力，母亲从没有光的厨房里出来，被年幼的弟妹包围着，她的眼神那样凄苦疲累。这时，少年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应该为家庭挑起一点负担了。或者，他，该走出村子了。
吴阿吉和陈清山就这样离开了卑南乡。
张拓芜，也这样离开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离台东很远很远，叫后山乡，在安徽泾县。安徽在哪里？它的三点钟方向是江苏，五点钟方向是浙江，六点钟方向是江西，九点钟方向是湖北，十一点、十二点方向是河南和山东。泾县，在安徽的东南。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拳，大者如盆”。
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
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着怪异——怎可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