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30 更多共产党穿过高尔夫球场……
14：00 得报告，两千被遗弃之国军强迫一挪威籍运煤船载送国军离港，本领事馆居中协调，与该国军指挥官谈判，拖延谈判时间，以便共产党有足够时间进城，问题自然解决。
16：00 共产党占领中国银行与中央银行。
16：30 共产党从四面八方涌入青岛。
18：15 共产党占领政府大楼，但尚未将国旗降下……显然他们没想到占领青岛如此迅速，他们人还不是太多。
这是不可思议的安静、和平的占领。
在刘安琪将军的指挥下，青岛撤出了十万国军和眷属。六十年后，到高雄小港机场搭飞机的人，如果有时间在附近走一走，他会发现，机场附近有青岛里、山东里、济南里……
国军第二被服厂从青岛撤到高雄，马上在高雄小港重新设厂。山东逃难来的妇女，不识字的母亲们和还裹着小脚的奶奶们，只要你背得动一包十件军服的重量，就可以去领上一包，在工厂边上席地而坐，然后在一件一件军服上，用手工钉上一颗又一颗的钮扣。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母亲和奶奶们脚边戏耍，也在他们一针一线的穿梭中，不知忧愁地随着岁月长大。这样的巷子里，从巷头走到巷尾，听见的都是山东的乡音。今天你在那附近走一趟，还会看见很多老婆婆的手指关节都是粗肿弯曲的，你知道她们走过的路。
以“苋桥英烈传”和“路客与刀客”两部影片得过金马奖、拍过两百多部纪录片的导演张曾泽，这年才十七岁，刚刚加入了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六团，就上了青岛前线。跟部队行军到青岛郊外，发现青岛郊外四周密密麻麻全是防御工事，铁丝麻袋遮盖着大大小小的军事掩体，坟，都被挖空，变成伪装的洞穴和壕沟。
枪声从四方传来，像冬夜的鞭炮。他知道，部队要“转进”了。
少年曾泽匆匆赶回青岛市中心的家，去拜别父母。一路上街道空荡荡的，像个鬼城废墟，不见行人，所有的建筑门窗紧闭。到了自家门口，父母亲从楼上下来为他开门，就这样站在门口，生离死别，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后来拍片的故事里，常有无言的镜头。
我看看父亲，他一向是个很严肃的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一直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只注意到，父亲的嘴唇都起泡了。站在父亲后面的母亲频频拭泪，站在母亲身旁的弟弟则楞楞地看着我。就这样，我与家人没说一句话就分手了——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这也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穿着一身戎装的国军张曾泽，匆匆辞别父母，然后全速奔向码头，跟他的部队搭上“台北轮”。张曾泽清清楚楚记得，上船那天，正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
那也是诗人管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十九岁，他在青岛。管管有首诗，很多台湾的中学生都会背：
荷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师，试图解析这诗，总是说，这诗啊，写的是“沧海变桑田”的感慨。
那当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会猜到，管管这个用心写诗、用身体演戏、用手画画的现代文人，在“荷”里头，藏着很深、很痛的东西。
那一天，十九岁的、乡下种田的管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约了管管，说，“来，来跟我说那一天的事。”
我们在台北贵阳街的军史馆见了面。他还是那个样子：八十岁的高大男子，长发扎着马尾，背着一个学生的书包，讲话声音宏亮，手势和脸上表情的真切、用语遣字的生动，不管他在说什么，都会使你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看，认真地听，就怕错过了一个字。
我们坐在军史馆里八二三炮战的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上，他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我们面对面。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把我们都吓一跳。他就把身体稍稍挪开，继续说，但是过一会儿，又“碰”的一声炮响——他又激动了。
我们的谈话，就在那“炮声”中进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龙：管管你山东青岛的家里本来是做什么的？
管：父亲是卖馒头的，对，卖馒头……那时豆腐已经不卖了。
龙：说说被抓兵的经过。
管：我们那个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岛的东边，现在已经变成青岛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抓兵来了！”
我妈叫我快跑。她给我做好了一个饼子，就贴到那个大铁锅的那个饼子，就是豌豆面、玉米面等等和起来，加上一点弄黏稠的饼，还是热的咧。我包在一个洗脸的毛巾里面，束在腰里，就跑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个人。村的东北角就是山，我经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个山。
我这一生十九岁离开家，替我父亲母亲效劳报恩哪，最后两年就是去砍柴。
龙：家里很穷？
管：穷得没粮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后，年轻的我就把那个饼给吃了，突然“砰”一枪打过来，大家都四窜而逃。这一跑我们就四个人躲在一块麦地了，也不敢起来。
我肚子饿了不敢进村去啊，所以我们就从中午躲在麦地里边一直躲到晚上。为了决定在哪个麦地里面睡，我们还发生争执。我说不能在很深的麦地里面睡，因为晚上他们要搜，一定会搜深的麦地。我们就睡到小路边隙。乡间小路下过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车两边踩着这样走动啊。
后来肚子饿，就去找什么豌豆蒂，吃不过两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枪，这一枪打的话我们又跑，这次我们跑到很深很深的一个麦地里去。并排地躺下来，一、二、三、四，并排躺，距离有个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麦子吃，不知道吃了几口吧，我就看到一个大脚丫，来了。
我想，“完了。”我记得这个人，一口大白牙，是个游击队出身。
我们四个人都抓到了。然后就被带到一个村庄叫蛤蟆市。住在一个农家的天井里边，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给你们挑东西——其实我心里知道，被抓来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们放出去了，但我说，可不可以派个人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讲。
不准，就是不准。
到下午四点多钟了，突然看隔壁有个小女孩，我说，“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吗？”他们一看说是，我说那我们写个条子叫她去送，去跟我们爸爸妈妈通知一下。结果通知了四家，统统都通知到了。
龙：你妈来了？
管：四家来了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统统眼睛不好，几乎瞎掉，而且都是缠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