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妞突然像一只掐架的斗鸡，昂着头，扑棱着翅膀，“笑话，天大的笑话！我为什么要逃避你，你有什么值得让我逃避的？去，撒泡尿照照，你未免太自恋了吧！”
“事先，怎么也不和我商量商量？”
“凭什么要和你商量，你是我的情人、我的丈夫，还是我的患难之交？你很清楚，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想说，“你毕竟是我的第一个女人，尽管不是唯一的一个，”但是，说不出口。
好沉闷，房间里似乎有点儿缺氧，我们深呼吸一阵子，甜妞才说道：“明天上午动身，从西车站出发，我知道你挺忙的也送不了我。”
“多忙，我也去送你。”我了解甜妞，所以，我知道她的心思。
“随便你，反正谁也没有强迫谁。”甜妞说，“不过你要去的话，最好穿得帅一点，我不想让姐妹们笑话我。”
帅一点就帅一点，转天到商场时装柜遛一遭，让售货员把我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武装到牙齿，没敢照镜子，就直接打车接甜妞去了。远远便看见甜妞提溜着两只旅行包在马路边候着。“怎么才来呀，”她还埋怨我，看看表，时间还早着呢。到西车站，找到纺织厂的集合点，那里，已经陆续来了些个人，也堆了些个行李，甜妞只顾得自己在前面走，不时地跟同事打着招呼，而让我跟在她屁股后边提行李，当年京剧名角孟小冬的跟班什么样，我就什么样。
也许好久没跑路了，腿脚就软了些，我还是尽可能地撑着，等到了地方，撂下东西，我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你是不是有点儿愤怒？”甜妞悄悄问我。虽然我已经愤怒到极点，虽然我一直标榜自己是愤怒的青年，可是，我还是虚伪了，虚伪地摇摇头，表示否定。
“装绅士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也悄悄地说。
“如果再让你去给我买一些零食来，你会不会更愤怒？”甜妞笑着说，但是那笑是笑给人家看的，“早晚，我让你的绅士装不下去。”
想到往后跟她见面的日子越来越少，我倒巴不得能为她多做点儿什么，赶紧跑到站台的小卖部去，买了一堆瓜果梨桃之类，抱回来，乖乖交给甜妞，问她够不够。
“够了，足够了。”甜妞接过去，招呼周围的同事，给这个，给那个，一会儿工夫，就送个精光。
这么一来，许多女孩儿的视线都被吸引了过来，唧唧喳喳，似乎议论着什么，有的干脆把甜妞叫过去，问她身边的那位是谁，甜妞顺嘴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女孩儿们就是一阵笑声。我猜，甜妞准是说我是她马弁、随从或狗腿子什么的。绝对错不了。
到点了，女孩儿们排成一队，点名，宣布注意事项。送行的人只能站在一侧列席，我也站在那，傻啦吧叽地看着，看着甜妞，而甜妞却始终凝视着天桥那头，看也不看我。
我觉得我特卓别林，就差一顶礼帽和一根拐杖了。
列车早已停在那里，甜妞她们排队上去，许多女孩儿挤到车厢的窗口，跟家人告别，一片叮嘱声伴奏着一阵抽泣声，弄得挺伤感。我等着甜妞也探出头来跟我说点儿什么，可是她迟迟没露面。我心里特别空洞，只有血液在流通。
随着一声长笛，车身移动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突然，甜妞从窗口伸出手来，我紧跑两步，攥住她，我觉得她的手特凉，凉得像一块冰。这时候，我发现，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你西服里面的衬衫领没抻好……”她说，后面的话被列车巨大的轰鸣声掩盖了，没听清。
列车开走了，送行的人也走了，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站台就显得异常的辽阔。太阳把我的身影投射在水泥地上，小小的一截。站台是贾樟柯喜欢的外景地，不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分别，我更担心她一去不复返……
我一把揪下吊在脖子上的领带，扔掉，走出车站。领带随风飘出去老远老远。
久不写信，拿笔都皱巴，笔帽咬得伤痕累累了，也没写出几个字。罗素进店来见我一本正经地对着十六开的信纸抒情，笑我老土，说现在谁还写信呀。
“都用手机发短信了。”她把她手机上的一条短信给我看：女人八岁，你要编故事哄她睡；女人十八岁，你要编故事骗她和你睡；女人二十八岁，不用故事就和你睡；女人三十八岁，她会编故事骗你和她睡；女人四十八岁，你要编故事不和她睡。“好玩吧？”她问我。
“好玩，还含有一种另类的智慧。”我笑了一阵，又坐到桌边继续写信。
“给谁写信呢，这么用功？”
“嗨，都是柳彬惹的祸。”我说。我不知该不该把实情告诉她。其实，也就屁大一点的事，只是因为出在柳彬的身上，才显复杂——柳彬好面子。不过就是他把一个女记者睡了，到日子人家没来癸水，疑是有孕了，他要买验孕纸，试试，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中靶打了个十环。本来这出戏里没我的什么事，可是他偏叫我买验孕纸给他寄去，这就是我的不幸了。
柳彬在来信里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为他保密，若是让媒体知道了，铺天盖地的花边新闻非把他活埋了不可。他还用特快专递把我的那本《南行记》寄了回来，说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这小子，真他妈的会装孙子！
我恶狠狠地在信纸上写了一句：往后，管好你的毛瑟枪！就丢了笔。
跟罗素打个招呼，我就去药房了，柳彬需要的东西，大概只有那里卖。可是，到了门口，我还是有点儿犹豫，有点儿抹不开面子，壮壮胆儿，就进去了。里面多是女的，男的只有一个，在看报纸。我过去，像特务对暗号似的压低声音问，“劳驾，有验孕纸吗？”那男的显然也是懂幽默的，也对着我的耳朵用同样低沉的声音回答，“有，要现钱。”出了药房，赶紧跑到邮局，把验孕纸和我的信用特快专递寄走了。我不禁长出一口气，暗想，要是姓柳的真验出了什么，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其实，柳彬大块吃肉、大碗饮酒的豪爽一直是我喜欢的。赌酒，醉得一塌糊涂，还是不服输，好几次，都是我把他拖回家的。他最做不来的是钓鱼，一手垂竿，一手看书，我以为是享受，他不行，用不了一泡尿的工夫，他就丢掉鱼竿，到河沟捉泥鳅去了。这么率真的一个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回书店，正赶上一拨管市容的查卫生，说是累了，坐下来歇歇，几个中年汉子缠着罗素春秋战国东周西汉地扯闲篇。看见我，罗素就一个劲儿使眼色，让我解围，我立马过去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查卫生的说，“你们这里干净，到底是有文化的地方。”我说，“这年头，泛文化主义流行，遍地是文化，稍不小心就会被文化绊个跟头。你看，吃一顿是食文化，喝一杯是酒文化，操一回是性文化，”我没说完，罗素又插一嘴，“连拾破烂的老爷子从事的也是垃圾文化。”在场的没不笑的，赞不绝口地说，“有文化，有文化。”
我再次见到程帆，竟是在报纸上，罗素看了看，说他比去年瘦多了。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这本书你们收吗？”一本1928年开明版的《桃园》，这个小伙子居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卷成一卷，揣在裤兜里。翻来一看，竟是初版本，竟是钱君匋绘制的封面，而且竟还有废名的亲笔签名！
我登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看过书，再看他：小伙子二十出头，白白净净，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挺文静。
这本书一定是要收的。虽然我是个卖书的，可是我收书的兴趣似乎更大，尤其是心仪已久难得一见的好书。我对罗素曾说过，卖出去的书，对我而言，就像嫁女儿，舍不得也不能让她做一辈子的老姑娘；收书就不一样了，收书像娶媳妇，自然是心花怒放。
“你这本书是家藏的吗？”我问，“你还有可以出让的书吗？”我又问，“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对我的问题，小伙子一概拒绝回答，倒让我想起香港电影最常见的一句台词：你可以保持沉默，不过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以后，小伙子隔三差五就拿几本书来，什么叶圣陶1922年出的《隔膜》啦，什么朱湘1934年出的《石门集》啦，都是上佳的版本，多半还钤有藏书名家的印章。
很少见这么洒脱的小伙子，似乎根本不屑于讨价，随你给，给了钱也不数，往兜里一掖，完事。
这样一来，我倒对他多了些关注，交易时总是尽可能地跟他聊上两句，熟识了，他也说说家常，却只字不提那些书的来历。罗素猜他是大宅门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