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管我养的小猫叫“麦当娜”，是它把我舔醒的。我睁开眼，见甜妞正俯视着我。她只在周末才在我这里过夜，我几次劝说让她从“独身女子的卧室”里搬出来，跟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却沉着脸说：呸，美得你！对她，我总是无话可说，因为她不讲理的时候远比讲理的时候多，于是，我就说：真拿你没办法。她翻翻白眼说：不但你拿我没办法，就是我自己也拿自己没办法。
也许是受徐志摩的影响，在桃色事件中，我总是会起些浪漫念头，而甜妞则不，她更实际些。见过甜妞的男人不知有多少，能够牢牢记住她的，怕是只有我一个，因为她太普通了，普通得跟其他的纺织女工没什么两样——但是她曾经让我感动过，感动我的其实就是她的一句话：如果你真的喜欢我，那就来喜欢吧……我永远记着她的这句话。那天，从她卧室里出来，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男人了。那是我与女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尽管我热衷于跟甜妞一起去实践弗洛伊德理论，可是，我爱她吗？我能跟她厮守一辈子吗？我没把握。
“对我很失望是不是？”她说，“一个纺织女工没名没利没特长，我们能给丈夫的只有贞操，这几乎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可惜……现在的我连这个也没有了。你假装不在乎，其实，你在乎，你比谁都在乎，这一点，在你从我身上爬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我有点儿尴尬，涨红着脸点燃一支烟。甜妞伸手把烟抢过去，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递给我。“我后悔，后悔那天为什么把所有的都告诉了你，”她说，“男人通常是在女人的哄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因为他们脆弱，不敢面对现实，只有骗他一骗，他才舒服。”
随她说去吧，沉默是金。
甜妞突然不说了，欠身说道：“时辰已到，该祭一祭你的五脏庙了。”
我一把将她揽进怀抱里，像荒原中一只饿狼。甜妞扑哧一笑说：“坏小子，肾上腺素又升高了吧？”
我喜欢早上做爱。甜妞总是很矜持，紧紧闭着眼睛任我疯狂。我贪婪地爱抚着她雪白而滚圆的乳房，还有两个软软的褐色的乳晕。幸好女性躯体的美好是一样的，迷人也是一样的，纺织女工与公司职员及大学讲师没有什么区别。
……“重体力劳动”结束以后，饿了，甜妞去厨房准备早餐，我负责整理内务，被里尚有余温。今天有个研究生罗素替我看店，我不必太赶时间。假如我需要到北京琉璃厂或上海文庙去进货，研究生也过来帮忙。工夫不大，番茄挂面汤的味道就袅袅地在房间里弥漫开来，香。
我咽着口水模仿着雪村的腔调冲厨房喊：“翠花，上酸菜！”
对了，忘了说，我叫万喜良，不过不是给秦始皇修长城的那个，我也没有一个名叫孟姜女的妻。我的身高170，我的年龄29，我的血型是AB，我的偶像是加菲猫，我的理想是开一间自己的书店，我可以尽情地品味汉文章独有的音韵和意境——就像我现在开的这样的店。
这天，柳彬已经等我很久了，他坐在书店一角，颠着罗圈腿漫不经心地翻着一册1935年文生版的《南行记》，乱蓬蓬的连鬓胡子在光合的作用下，五彩缤纷，绝对可以去做被俘的萨达姆的形象代言人。这家伙热衷于探险漂流什么的，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相互寒暄一番，我发现，他握手的架势显然是在模仿基辛格，派头见大。
柳彬说他刚从雅鲁藏布江下游漂回来，特险，把他累得够戗。我知道，他原来只是运输公司的铲车司机，后来下岗，后来老婆离婚，再后来他就留起胡子、背起行囊当起探险家了。
我笑道：“你累？活该，谁让你总想自绝于人民来着！”
柳彬也笑，掏出精致的古巴雪茄让我抽，说是赞助商赞助的。聊了没几句，总是被柳彬的电话打断，他接电话时还不忘瞄几眼店里帮忙的罗素。我告诉他：少打人家的鬼主意，人家可是个良家妇女。他问：有伴没？我说：好像还没有。他咂咂嘴儿说：让一个妙龄女孩儿耍单，就跟让漂亮寡妇守节一样的暴殄天物。大概罗素也猜出我们是在议论她，便故意把留声机放到最大音量。我和柳彬都吐吐舌头，不说了。
柳彬这次回来是为做一档电视节目的，然后就走。不知媒体又给了他什么承诺。难怪这家伙一脑门子的亚洲雄风，听说，现在他的赞助费已达数百万计，而且身边美女如云，走到哪里都有人找他签名。为此他私下里还特意苦练过花体字，龙飞凤舞，俨然一个马拉多纳或成龙似的公众人物。
柳彬辞去，我发现艾芜的那本《南行记》没了，又给他顺手牵羊了。罗素撇撇嘴儿说：脏兮兮的，恶心死了。我告诉她：甭看这德行，找他签名的都是美丽而洁净的女孩儿，他总借签名的机会写上与对方约会的要求，及时间地点，居然从未扑空过。罗素半信半疑：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愈如此，他愈得把漂流进行到底了。
“也算时势造英雄了。”我最后说。
罗素不语了，凡不悦或懊恼时她就做瑜珈。她的面相与林徽因酷似，借一个风流才子的话说，她是明清木版书里插图的线条，但纸张与彩色是21世纪初年的，很淑女。
与罗素相对，总嫌她太静，女孩子还是鲜活泼辣些才好。闲聊时，她却说她偏好谢冰莹，笔下净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最为过瘾，倒是令我惊愕不已；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让我惊愕的远远还不止这些。
以后了，门楣上悬挂着的铃铛响起，进来一个中年人，说是让我看看他的书，结果，我看到的是新月书店三十年代出的初版本，包括《梦家诗集》，品相好得令人生疑。我竭力压抑着喜悦之情，故作冷漠地收下，只花了仨瓜俩枣的价钱。他说还有，明天再来。这样的买卖每天都会有这么一两起。
临走，我问他书的来路，他说是他父亲的，接着他说了一个名字，那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藏书家，收藏新文学作品的权威，老头儿身后竟如此凄凉，我不禁怅怅然。
不知为什么，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许佩祈——唉，一声叹息。
许佩祈原来是评剧院的一个小生演员，因为倒嗓，不能唱了，只好管灯光布景之类的杂役，偶尔也跑跑龙套。但是他平生最大的嗜好，其实不是戏，而是书，特别是五四以后的普罗作家的书。他是像萨马兰奇一样的好老头儿。跟我，几乎算是忘年交，有稀罕物件，自然首先会想到他。
许佩祈的家在一条有名的街上，一片殖民时代的洋楼中，半个世纪前，斜阳蝉声里，杨度曾在这里走过，张自忠曾在这里走过，唐绍仪和顾维钧也曾走过，漫步其间，不知不觉就走进历史里。知道我要来，老头儿早已等在门口，依然是中山装，中山装胸前依然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您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才进屋，我就迫不及待地说道。老头猜半天，也没猜中，终于猜得不耐烦了，猛一拍桌子，大喝一声，“真真是难煞老夫也，快快如实道来！”
我从包里捧出蒋光慈早年在亚东书局出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和鲁彦的《童年的悲哀》，遮挡着，一点一点摊开展示给老头儿看。老头儿果然双眼一亮，一把抢去，啪嗒拉开台灯，在灯下翻过来掉过去地端详，嘴里喃喃地说着：“不错，就差这几本了。”
见他如醉如痴的样子，我也备感欣慰，眯眯笑着，两条腿悠然地颠蹬着，像是戏迷在欣赏名角做戏。为犒赏我，老头儿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知道老头儿的性子，有点儿怪，见谁喝一杯可乐或抽一支“三五”，就说人家和平演变了。所以，有白开水喝，便已不错，属于破格提拔了。
然后，老头儿就追问，书是从哪里淘换来的，又问花了多少钱，我一五一十告知于他，老头儿仍是不依不饶，直问得我答不上来为止。“真不敢相信，得来的竟这么容易。”老头儿是想笑的，可是笑不出来，眼圈倒湿润了，嗓音嘶哑地说，“我为这几本书，花过多少心思，费过多少口舌，跑过多少腿儿……”
我问：“难道您不高兴？”老头儿独身一人，一箪食，一瓢饮，屋内摆设至今仍保持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遗风。许是受了老头儿的感染，我心境也不免纯简而端然许多。
“如愿以偿，当然高兴，高兴极了。”老头儿说着，声音已是颤颤巍巍，“只是来得太突然了，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跟白日做梦一样。”
“您辛辛苦苦收集，收集这些左翼作家的书长达三十年，就差这么几本了，”我说，“而今总算功德圆满，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终于齐了，终于收集齐了，你小子说得在理……”老头儿摩挲着他的藏书，表情比神甫祈祷时还庄严神圣。房间里，贴墙环立了十余个书架，书架是特制的，宽大，高至屋顶，若取上端的书，须登梯才够得着。架中的书除了初版本而外，还?